理雅各与《佛国记》
石   门   

《佛国记》英文译本，目前有五家七译（五位译家七个版本） 即：

 萨缪-比耳：初本1869年，修订本1884年

 理雅各：
    即理本，牛津大学 1886年

 翟理斯：
    初本1877年，修订本1923年

 李荣熙：
    中国佛协 1957年

 杨宪益：
    节译 
  外文出版社 1986年

 “七译”中:  

1.理本流行广，影响大。

 2.网络书库，理本为多。

 3.“五位译家”，理氏名高。

 故“七译”中，以理本为著。

  理雅各（1815--1897），英国传教士。理氏来华30年，儒家的《十三经》他英译了十种。尤其，他译的《四书五经》至今被西方人奉为标准译本。.辜鸿铭说：理译是“一打冗长的巨著。不管质量如何，其劳动量肯定是大的惊人。面对这些巨著，我们几乎害怕谈论。”（1）人云：“理氏的译风是学者化的，用六字概括，即：冗长、呆板、如实。”林语堂认为：理译如诗经“缺乏诗味，却不致译错。这一点，理氏并非不知道，但他坚持如此。”(2)

 《佛国记》理本汉译之缘由，有五：

 一.  理注视角独特：

 1. 关于慧景之死 ：(小雪山) 

 翻越小雪山，慧景无常。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 理注：“这哀叹很自然，但出自法显口中，不合常理。汉字‘命’，有‘上天安排’之谓。作为佛教徒，此时法显却流露出了儒家思想。” 

若无理氏提醒，读者容易忽略：法显心灵深处，仍是儒家思想。这是解读法显的关键，也是法显为何“不顾微命，浮海而还”的答案。又如，

 2. 佛钵供养：（弗楼沙国）

 “贫人以少花投中便满，有大富者，欲以多花而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不能满。”理氏比对《路加福音》（21-1/4）：“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二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

 人云：大教相通。理氏对此深信不疑。

二.  理注含珍贵史料：

 1. 於阗：（和田）

 理注：“首府，和田；现称：额里齐 。1862年，冬干尼反清，但成为和田统治者的则是穆福提-哈吉-哈比布。哈比布被阿古柏暗杀，死在任上。阿古柏一度征服了全新疆。” 

 阿古柏统治期间，新疆处处可见奥斯曼的国旗。奥斯曼帝国并吞东罗马，地跨欧亚非；曾令西欧诸国惶惶不可终日。其前辈摧毁那烂陀（3），亦尝陈兵渭水，威逼长安（4）。故理氏此注意味深长。又如，

 2. 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祗洹精舍）

 理注：“此谓他们‘依止寺院为生’。早年的香港，我印象很深：教堂外面满是乞丐。若要进出，必须凭借警察的帮助。乞丐们蹲在教堂外面，专等众人施舍。”

三.  关于西方的法显研究：

 1. 有关法显的讨论：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围绕着法显和《佛国记》，西方学界有一场讨论。英文《佛国记》的三位译家当时在世，也都参加了论战。然最受理氏青睐的却是英国驻宜昌领事瓦特斯。详见理本《序》。又如：

 2. 理氏评中国学者：

 《四库全书》讥法显“诞谬”（5）。理氏曰：是法显冒犯了他们。因为法显称“中印度”为“中国”（6）。法显称赞和田佛教之盛，然编纂官讲：“和田人自古崇信回教，都是回教徒。”理注：“这如同说，在穆罕默德出生的170年前，在他出走麦地那的222年前，和田人已经是回教徒了。”理氏又云：“《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由三四百位大清的“顶尖学者”分头编写。他们对国家的外面，甚至对自己的文献，表现得竟如此无知！”(7)

  四. 学术与国家

 1. 十八/九世纪 ，列强殖民扩张正呈强弩之势；而其军事行动无不以学术为先导。《佛国记》等中国古籍的发现，令他们如获至宝。如比耳本扉页的题词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即公元五和七世纪中国两位旅行家所做的关于印度佛学历史和地理的详细纪录，是目前印度及其邻国现有梵文和巴利文著作所不能比拟的。这实在令我们震惊！”而国内学者此时却痛批法显之“诞谬”。又如：

 2. 中英有二次战争，发生在理氏来华期间；尤其，英法联军登陆天津之时，咸丰帝和满朝大臣竟无人知道这小小的英吉利是在何处！理氏为《佛国记》绘制了地图；图比精准，经纬度清晰。如此，法显的行进路线，读者一目了然。 

 两事对比，令人深思！

     五.  时间之巧合： 

 《佛国记》理本的出现，上离雷氏本50年，中距足立本50年，下至章巽本则有100年矣。去年，笔者将理本译出（《理注佛国记》暂名），纪念该书出版120周年。因故未果。

 今天看来，理本错误不少，此不讨论。总之，理氏似与中国有缘。1840年，他来到东方，进入华人社会。一生与汉籍为伴，人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1878年，世界东方学大会在佛罗伦萨举行，会议主席即理氏。作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汉学教授，他讲授的科目之一，即《佛国记》。1997年，也是理氏逝世的100周年。 

 附： 

                                   《 佛 国 记 》

 ——中国法显和尚西行求法远赴印度锡兰自撰之游记

公元 399—414年

 据《高丽藏》译注

 理 雅 各
                                       序

    我长期侨居香港，期间几次曾试图细读《佛国记》。这本书竖排印刷，雕造精美，我甚喜爱。然书中梵文音读及汉译问题；加之当时，我专注儒学；所以，对读懂此书，信心不足。欧德理博士1870年出版了《汉传佛教学生手册》。据此，梵文词汇和梵文人名难题算是克服了；但仍有困难。所以，一搁又是数年。

 在此期间，我对佛学的学习从未停下。1878年，我和汉学家戴维斯博士，他也是博顿学院的梵文专家，在牛津大学开课讲授《佛国记》。讲课之余，我将半部《佛国记》译出。1885年初，法显课开讲之前，我将旧译文进行了重译，直至全部译完。

 我很想有一部版本清晰精致的《佛国记》，南条文雄先生帮我实现了这一愿望。他从日本寄来的《高丽藏》版本，附在书后。这个版本，我将在《序》后，予以介绍。

 本书分三部分：《佛国记》译文 /注释和《佛国记》（高丽藏）原文。

 英文《佛国记》的质量，这次我负责。某些篇章，我译了三遍，全书则是两稿。成书之前，我反复参考了目前已有的版本：阿贝尔-雷缪萨的法译本（1836年巴黎）、萨缪-比耳牧师的英译本（初本1869年/修订本1884年）以及英国驻华领事赫伯特-翟理斯的英译本（1877年）。在此，我须提及英国驻宜昌领事瓦特斯先生。他发表在《中国评论》（1879--1880）上的文章《法显及其英译者》（连载），很有价值；显示出瓦特斯先生在汉学和佛学方面的极高造诣。遗憾的是，瓦特斯先生写作的同时，未能翻译一部完整的《佛国记》。如果瓦特斯先生有自己的《佛国记》译本，对尊敬的法显而言，英译界将无事可做。瓦特斯先生就比耳和翟理斯的译文作了比较，就两人的争论作了评判。我则力图避开争论，很少发言，以维护本书。

 《佛国记》原文没有句读。德国人克拉普罗斯将雷缪萨的译文分成四十章，这对读者很有帮助。我沿用之，只有三四章除外。书后的《佛国记》原文，亦作标记分段，以便读者校阅。

 关于汉文人名的拼写，我采用莫理逊的方法。北京话虽然时尚，在此未用。我们不可能知道1500年前法显时代汉字人名的确切发音；但南方官话肯定比目前的北京话更为接近。关于印度人名的拼写，我则遵从欧德理博士之法，只有少数的修正，以兼顾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