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
试析法显的信仰
谢锐
法显作为佛教历史上第一个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他年届花甲，从长安出发，经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历经14年，取回大量珍贵的戒律典籍及其它宝典，实在令人叹服。那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去完成这一壮举的呢？当然是源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所以，对法显大师的信仰进行分析，既有助于我们对法显一生的理解，也对今人学习法显、树立正信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法显作为佛教历史上第一个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他年届花甲，从长安出发，经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历经14年，取回大量珍贵的戒律典籍及其它宝典，实在令人叹服。那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去完成这一壮举的呢？当然是源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所以，对法显大师的信仰进行分析，既有助于我们对法显一生的理解，也对今人学习法显、树立正信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法显的信仰形成
每个人的信仰都不是从天而降，它是由各种因缘合和而成的，其中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因素。下面我们就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入手，来探讨法显大师信仰的形成。
1、法显信仰形成的客观因素
首先是社会环境：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到了法显生活的年代已经有四五百年了，佛教的传播已相当广泛。早在西晋，全国已有佛寺院180座，僧尼人数达3700人。到了东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为了摆脱世俗社会的无穷苦难，因此皈依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佛教信仰成为当时一种非常流行的信仰，对社会大众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其次是家庭背景：法显的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佛教理念与佛教生活实践，对幼小的法显肯定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因为法显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不幸死去，父母惟恐同样的悲剧在法显身上重演。所以，父母就在法显只有三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佛寺里度为沙弥，希望依靠佛菩萨的神灵保佑儿子健康成长。这一举措对法显一生信仰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2、形成信仰的主观因素
三岁就住进佛寺的法显，从对佛法的懵懂无知，通过耳濡目染，对佛法日益亲近，从感情的亲近而对佛法的理解逐渐深刻，从而在法显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日益坚实牢靠的佛教信仰。母亲因为想念儿子有时把他接回家里，但法显回家后因为心系佛法，怀念清静的寺庙生活，所以在家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他后来很少回家，偶尔回家也只是小住，出家式的生活成为法显最熟悉也最适合的一种生活方式。母亲念子心切，就在法显所在的寺院附近，搭建茅屋，为的是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十岁时因其父亲去世，母亲和叔叔劝其回家，法显说：“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 这是年轻时代的法显对内心世界的最早最直接的袒露，远尘离俗成为当时法显的基本追求。于是，法显怀着悲痛，安葬父亲后，很坚决地又回到寺院居住，经过重重曲折，最后还是拒绝了母亲和叔叔劝其还俗的意愿，这一举动表明法显当时已经确立了坚定的佛教信仰。后来，母亲也不幸去世，这对法显无疑也是一个打击，世事沧桑无常的感叹使其对出家修道有了更加迫切的向往。于是在二十岁时，法显便正式接受具足戒，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和尚，不但最终确立了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归宿，也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外在身份。
二、法显信仰的类型
就像佛教的融合特性一样，法显的佛教信仰也是一种融合形态的信仰。这种融合形态的佛教信仰是由多重信仰要素构成的。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因果与三世轮回观念
法显翻译的经典中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因果和三世轮回的思想。因为因果论是佛教的理论基础，三世轮回也是佛教对世界与众生的基本看法，法显信仰佛教必然也信仰这种理论。例如，还在法显没有受具足戒之前，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豫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这里非常清楚地展现了法显的三世因果信仰。另外，法显在度小雪山时，同行的慧景支撑不了高山缺氧，法显感慨不已。《高僧传》卷3记载到：“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
无可奈何的命，其含义就是因果规律，就是三世轮回。
2、重视戒律的思想
法显的戒律信仰既体现在他本人的持戒精严，也体现在他誓求戒本，还体现在他对取回的戒律的翻译和弘扬。根据历史数据记载，法显本人聪明正直，很有志气，又能循规蹈矩，持戒精严，被称为“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受过大戒后的他更是精进不息，通览所在寺院及附近的佛教经书。后来为了扩大视野，他只身来到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长安，博览佛教群书，广结教界名流。有着敏锐观察力的法显很快就发现，佛法三藏在经、律、论三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律藏的传译非常不畅。使广大佛教信徒无法可循，没有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另外随着佛教的发展，寺庙占有土地增多，有些上层僧侣私吞庙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些僧侣地主阶级，跟世俗地主没什么两样，有的甚至胡作非为、各自为政，激起下层僧侣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不满。面对这种状况，法显作为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便试图通过传译天竺戒律来矫正时弊，以便为全国僧徒确立集体生活的戒规。因为他在佛教界已度过六十多年的时光，对佛教内部的腐朽和混乱十分不满，对因缺乏戒律经典所造成的弊病深有感触。但由于当时有关戒律的经典数量少得可怜，加之版本不一，所以戒律的约束作用很难落到实处。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年愈花甲的法显决心亲赴天竺，求取完整戒律。《高僧传》卷三中这样记述这一历史：“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高僧法显传》卷一则是这样记载的：“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在印度，法显广泛搜集戒律本子，如最重要的《摩诃僧祇律》就是这样获得的：“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摩诃乘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摩诃僧者，言大众也。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胡本，赍还京都。”回国后，法显就急着要展开戒律的翻译和弘扬，据《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要南下翻译时，“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志在弘通”说明法显弘扬戒律的志向，反映了法显的戒律信仰。
3、佛性思想
虽然法显在佛学上的主要兴趣在戒律，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其他方面的热情与建树。法显时代，中国佛性思想盛行，这不能不对法显产生影响。法显去印度取经，其中也有这方面的经典。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五记载：“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于天竺得之，持至扬都，大集京师义学之僧百有余人，师执本，参而译之，详而出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同书卷八中又记曰：“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二日校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于时坐有二百五十人。”这些记载都显示出法显在印度求取本经的神圣严肃，以及回国后翻译此经的郑重与认真。因为本经中传达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所以，它既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体现了法显在佛性方面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说，法显是信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