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漢學家許里和認為西元四世紀以前，似乎還沒有中國人懂得梵語的知識，對於佛教學說為中國僧人所能接受的，間接從西域傳來的佛教僅僅是：一方面通過隨意的、脫漏的和經常是幾乎無法理解的譯文，這種改變了原樣的中介；一方面是通過因使用中國術語而增加誤導，而這些術語已經有了確定的哲學涵義並因而擁有了廣泛的非佛教意蘊。因此，有學者把在鳩摩羅什來華以前所翻譯的佛經，都歸為「古譯年代」的經典。
所以，早期中國佛教漢化﹙sinicization﹚的進展並不那麼順利，後來才有多次重譯佛經的需要。而且西域當時各教都用同一或類似的語言，稱其教主為佛﹙Buddha﹚、薄伽梵﹙Bhagavan，有福德者﹚，也有梵天和梵行等等相同的語辭，儘管有人將“梵”解釋為清靜的意思，可是卻很難分辨其經典分屬何教，其教義是否合乎佛陀的教誨。
因此，我們可知為了維護佛法及僧團組織的生存延續，“佛法第一次結集”後，尚未完備，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並未得到當時全體佛弟子的認同，即自後來三次的結集，是否仍能完全保持佛陀說法時的原貌，而在後代沒有添加私意或更改，更值得深思、值得懷疑。
○後造經是「加上說」
學佛的人一定明白佛法之「四依」為：“依法不依人；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可見佛法流傳時代久遠，為了某種需求，僧眾所背誦的經典一定有錯亂、填加、改造等等情形。於是懷疑經藏裡頭一定有不如法的經典，所以這種懷疑自古就有。
從歷代對「偽經」﹙apocryphal scriptures，或許稱為“後造經”比較妥當，才不會磨殺造經者的用意。﹚的眾多研究文獻看出，古人雖然很努力提出建議，如唐道宣《占察經》一度將列入疑偽經錄中，到了大周時，就正式列入《大乘單譯經目》中。可見漢譯《大藏經》﹙Tripitaka﹚一直很努力將各種經論收編進去，卻讓後世的信徒讀得很辛苦。可是我們應該深思為何編者要如此？不知道誰能給我們答案。
以中國佛教徒常誦唸的中文《金剛經》﹙Diamond Sutra﹚來說，它是一部沒有佛陀肢體「放光作怪」的智慧經典，現存版本就有八種，而《心經》也有十一種中文版本。以中文《金剛經》為專題研究的法國University of Providence Aix-Marseille I青年博士孟承書先生﹙Dr.Montoneri Bernard﹚就發現《金剛經》各版本中，計有一百多處值得爭議的地方，已於西元1999年通過博士學位論文公開之。
如被歸為「舊譯年代」時期，鳩摩羅什所翻譯的《金剛經》其中四句偈：「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後來，元魏時菩提流支所翻的，接著增加了：「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代時真諦所翻接增的是：「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為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就是最好的明證。不過，經典的增刪以後，如果沒有偏離主題，並不損及正法的弘揚，不會產生反效果或誤解，應純屬翻譯上的考量，就不必計較。
《金剛經》有多處「如來說…，即是非…，是名…。」的句子，但是不能隨便套用，若如台灣南部某大師，在紀念館安基時所說：「我說該非佛像，看久了就是佛像。」若一般信徒誤會了是套用該句法，就離錯經意，誤解了《金剛經》的說法。否則說：「我說非佛法，聽久了就是佛法。」這樣會通嗎？應該是：「我說這尊抽象的佛像，即是非佛像，看久了是名為佛像。」
○帝王干預宗教，古今皆然
自古不分中外的執政者唯一能見到的是利益，想到的都是皇祚政權的持續，於是朝廷的推崇與利用宗教是必然的現象。來個腦力激盪一下，清乾隆皇帝於《喇嘛說》一文曾說：「我滿洲以騎射、“國語”為根本，茍必欲如漢人之文義，蒙古之經典，則非彈十餘載之力，不能，尚何暇精騎射武備乎？」所以他讓漢人、蒙人去讀一兩遍他刊印的《乾隆大藏經》，有識之士都會消耗個十來年或半生，則天下太平矣。那麼，各當時對帝賜《乾隆大藏經》中經文的真偽，是不敢懷疑，也不必太計較的，因為有如是緣故的。
還有從大多數印度及西域人傾向於自我泯滅和無視個體的趨勢來看，所有“大乘”經典都不適當地托是阿難聽聞佛陀之說，以「如是我聞」或「聞如是」來標榜。他們認為凡是妥善的回答，都是世尊或尊者和正等覺者的話語。印度（或罽賓？）人並不關心作者是誰，也不理會和舊說是否矛盾，這正是印度文化的特性。
另外，西域諸國帝王下令編造佛經，說他們才是真正的“轉輪聖王”或菩薩轉世，托說佛陀當時即曾預言，然後往各國輸出。而且漢譯《大藏經》都曾經過帝王干預，為順應國情或教化順民，都有意作了增刪，許多經文在中土就有梁武帝、武則天等等帝王插手的痕跡，至今猶在。
這種例子在其他宗教也曾發生，公元325年，由本是異教徒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亞召開的第一次基督教宗教會議上，為了讓子民積極信仰《尼西亞信經》，君士坦丁和他母親海倫娜下令刪除新約所有提及的輪迴觀念。同時基督教《新約全書》〈福音書〉的選用情形相同，就是在那次會議時，由318位與會的主教從最初三個世紀一大堆矛盾和偽造的手稿中，先挑出40本〈福音書〉放在祭壇下，最後再由“桌動”或“書跳”的方式決定成目前印刷為聖經的〈福音書〉四篇，完全是教會組織人為的干預。(見德國恩斯特? 海克爾著《宇宙之謎》教皇神聖論等文)
據說古代失傳的〈第五福音〉就是〈多瑪斯福音〉。西元1945年，一位在沙漠裡挖氮肥的埃及農人，挖出一大陶缸，內存完整的皮革中包有十二張紙草。有一部收錄了一百一十四段耶穌基督的教訓。其中耶穌對信徒說：「讓有耳的人都聽到，以光作成的人的內在有光，他照亮世界。不能發光的人，本身就是黑暗。」「我們從光之中來，我們從光自然形成，並以光的形象展現的地方來。」告訴人們可以在自己的內部找到光。耶穌曾失蹤十一年，據說是到拉達克學了大乘佛教。可惜千年來少了〈多瑪斯福音〉，讓曾留學天竺的耶穌的教化（法）有了缺陷，基督徒無法如禪宗、〈大圓滿〉一樣，直接證悟自性。
○誰意識到真理，誰就是佛
印度人他們並不重視歷史的真相，對於一部著作或一部經典唯一關心的是是否闡述了當時所需要的真理，而且印度人視「覺者」為佛﹙Buddha﹚，無論誰意識到真理，誰就是“佛”。於是“大乘佛教”就像舊瓶加裝了新酒，才敢把當時、當地的有利於「教化」眾生的各式各樣文化編進，都歸之為“佛”﹙覺悟者﹚曾說過，才有如今無比龐大的《大藏經》。
也由於後世佛法系統諸師的「謙虛」，好比歷史悠久又有名的大學，經過年輕教授們一再提出新的觀點，但因感恩而且不敢居功，一切都推尊給創系的老師（創教的釋迦佛）。如此近三千年，大師們若有創說，當然都會托為佛說，在經文前均冠以「如是我聞」（This is so I heard）或「聞如是」。早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大阪商人富永仲基﹙西元1715-1746年﹚就提出那是“加上說”，是後人把新思想在前代的思想上加上去，才有如此龐大又相互矛盾的經藏。
民國初期，唯太虛大師之著作，就敢直接冠以「如是我聞」托如佛說。也可知道自古以來僧眾們早已發現這種事實。如以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革命時的演說詞為例，不到五十年間，國內就設有了〈三民主義〉研究所等各種機構，並且有了龐大的各種著作問世，“加上”來演繹孫先生的思想（幸好台灣教育部早已決定取消高中〈三民主義〉的課程）。同理以佛陀的根本教法，後來為何會發展成龐大的經、律、論藏，就不值得稀奇。
○佛教是「人本」的宗教
因為佛教並不認同「神聖天啟」的經典，不認同在人與人之外、之上有「神聖人格」的存在。有人認為佛教不是「天啟」的宗教，佛教是「人本」的宗教，它是人類累積的共同智慧，是保存許多世紀來持續不斷的哲學思維的成果。但若以佛、菩薩從天上界來地球投胎做人，把大宇宙的真理告訴我們，那麼佛教也應該是「天啟」的宗教。因此，只要是講宇宙的真理，是智者的思想，都可以“如是我聞”地被記載下來。
古代天竺地區缺乏文字記載，經文都是僧侶以強記背誦方式傳下來的。因此，每一個世代的人都可以把經典自由的添加，大師們甚至自創或是集體創作教義（尤其是“大乘佛教”教義），也不必畏懼被指為異端邪說，是十分有別於其他的宗教──神說的啟示。因而，我們知道佛教是靠個人努力追求和諧、喜樂內證的宗教，是寬容的、包容的、理性的、認識的宗教。
○大乘佛教的吹噓
可是，碰到外道(外教)在吹噓的時候，“大乘佛教”的法師也不干示弱，也會把佛陀的一切生平作過份的宣揚。於是創造了許多神話來粉飾和誇張，發現對屬於低文化層次的群眾，無法以教義引導時，那麼便採取神話和靈異事跡來建立信仰。這是引初機者入教的方便說法，並不能永遠信為是真。因此，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說：「神話的目的是提供一套能夠克服矛盾的邏輯模式。」
常見有人不察，著書說佛陀就是古代「印度國」的皇太子，此乃過分推崇的心態。還說悉達多太子上學時，有一萬兒童、十萬少女伴送，簡直是不可思議。當時天竺有十六個城市國家，共約數百個剎帝利王侯割據著整個古印度，其中位居今尼泊爾國的釋迦族部落總計不到千人﹙經典或說是五百人，或說是八百人﹚，淨飯王﹙Suddhodana﹚所治理的「部落國家」，只是一個山區的小小部落，那來一萬兒童、十萬少女？何況哪有那種學校可以容納？光是上廁所就有問題，還談得上能聽老師的課嗎？而且若直說佛陀是部落酋長的兒子，也不損佛陀證悟般若的事實。
又有佛教神話說悉達多太子能夠一箭射穿五十里遠處懸置的銅鼓，好像是有現代短程袖珍飛彈裝備的功能。佛陀滅度的時間越久，法師們為了教化民眾，便仿照“婆羅門教”的輪迴思想充分「神格化」了佛陀。所以，對於佛經有些誇大其辭的故事就不必當真。其實，現在聰明的法師就不會說這種連自己都不會相信的故事。可惜如今仍有不少在檯面上講經的法師認為反對這些神話的人就是“波旬”﹙papima，惡者、魔﹚，或加以威脅詛咒的口吻說那種人就是謗佛、謗法，要反對的人下“無間地獄”，這才是最惡毒的笑話。
譬如，中國道教徒說武丁二十四年﹙西元前 1301年，歲次庚辰﹚的二月十五日，老子李無果生於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說其母玄妙玉女懷胎八十一年，後於李樹下破腋而生出老子，因生在李樹下，故以「李」為姓。佛教徒一看就會笑說這個是神話，甚至指出那有可能人會從腋下生出？通常聽他教的神話，人們都會很理智地，而且能很快分辨出真偽來。
可是，聽教內大師們的吹噓時，如佛陀初生即有「右腋出生」﹙根據天竺神話，剎帝利種姓應該是由梵天胸部出生的身分所編出來的神話。﹚、「不扶而立」、「行走七步」、「指天指地」的神話，卻寧可信以為有、信以為真。但是禪宗的雲門祖師就講說︰「如果當時我在場，我就一棒把他打殺餵給狗吃！」可是要知道，能這樣才正是突顯“般若智慧”，這才是真正的能夠報答佛﹙覺悟﹚之恩惠。
還有，許多流傳在西域的神話故事，如有因為老鼠幫助打敗敵軍的故事，本來就是希臘的童話；劈分小兒的處分是所羅門王處理爭執的急智，但改成為西域的宗教神話後，有些佛教徒就會肯定那是千真萬確的事。
○佛教的演變
初期“小乘佛教”﹙Hinayana、Less path or Less vehicle，Sthaviravada，今稱“上座部佛教”Theravada﹚主張無常﹙impermanence﹚、苦、無我﹙anatmya﹚、空，每一個人都想達到同佛一樣的境界。其儀式屬於個人而簡單，僅僅奉上鮮花、香、燈作為虔?#092;的敬仰；“大乘佛教”﹙Mahayana，Great path or Great vehicle﹚卻轉變為常、樂、我、淨的追求，更由一佛衍生為多佛，由阿羅漢﹙Arhat，Luohan in Chinese﹚進而為菩薩﹙Bodhisattva﹚，也將釋迦佛的種種性格、精神實體化、神聖化，進而產生﹙或發現﹚了大日如來﹙Vairocanah，毘盧遮那﹚、藥師如來﹙Bhaishajyaguru，Yakushi in Japan﹚、阿彌陀如來﹙Amitabhah，Amida in Japan﹚、阿門佛﹙Akshobya﹚、寶生佛﹙Ratnasambhva﹚等無數佛。其儀式則是公共的，常以多采多姿的事務做法事，就是唱頌讚偈都有著繁複的過程。而僧尼也由乞食的“托缽生活”而漸漸改為“叢林生活”了。
雖然，從歷史倫理人格的釋迦牟尼，昇華為宗教化超歷史、超人格的救世主般“大乘佛教”之“如來”﹙tathagata﹚，但是“大乘佛教”主要的基本教義如三法印、四聖諦﹙Catursatya﹚、五戒、﹙Pancaskandha﹚八正道﹙eight aksana﹚、十善、十二因緣﹙Dvadasanga-Pratityasamutpada﹚、三十七道品等等教規戒條還是相同的。而西元八世紀開始，“大乘佛教”又被以「頌咒、打手印和觀想」為主要修行方式的“密教”﹙Guhya﹚所取代，經文也已從“巴利文”改用“梵文”。
約造作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在當時出現的《道行般若經》﹙As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對俗人應該如何供養法師、七寶塔、佛像及經典的情事，特別作了很精詳的規定，被當作是一部“初期大乘”﹙the Early Mahayana﹚的重要經典。魏甘露五年﹙西元260年﹚，僧人朱士行等一行人，為訪求《道行般若經》，西渡流沙到達于闐國，卻在于闐找到大乘經典《放光般若經》。
當朱士行欲將《放光般若經》送回洛陽時，曾受到“小乘教”教徒強烈的反對，認為「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賚經。」並要求于闐王嚴禁傳佈《放光般若經》至漢地。所以遲至西元282年，晉武帝太康三年，才由弗如檀將抄本送至洛陽。可見當時的“小乘教”徒認為“大乘教”無異於“婆羅門教”。
研究各國的佛教建築，必須了解當時、當地的情勢，由每一個國家的治亂情形，就可以看到該國僧侶為了安撫或救渡國民，便特別強調某種宗派法門。因此，從寺院建築及佛像主尊的不同，也讓我們了解時代性的世俗民心，更反應出佛法的適應性和強韌性。更可從布達拉宮的雄偉意象，見到西藏僧團以「教政合一」的方式統治著人民，如果沒有這樣的建築，是不足以反映宗教政權的至高無上，如此也才能讓人民信從，成為「佛化」的國度。
○西域中亞地區大乘佛教興起的源頭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當時西域中亞地區，是東西文明的熔爐，“漢傳佛教”是以“印度佛教”為父、“絲路佛教”為母而誕生的，雖說「絲綢西去，佛法東來」但是並非直接得至原本的印度佛教，而是在西域中亞地區經過「綜合」後的文化。何況印度次大陸本來就是多種異質﹙族﹚文化集大成的地區，中亞和西亞各國、南北民族，東西文化、宗教、信仰衝突皆交融於此，這裡也是“大乘佛教”興起的源頭。
有些學者就主張，比起小乘經典，像《華嚴經》、《般若經》、《解深密經》等等大乘經典的系統嚴密、思想精深，呈現的是經過統一製作，內容結構也比原始經典龐大，其語法也大異於前，很容易明白這是後來結集時集體創作而定稿的作品。
“大乘佛教”的特色只要是能維持基本教義的原則，不再墨守成規。凡初發心或已成就者，具有各種教學的智慧與能力，便能破除一切障礙，掌握各種情況，盡量採取「善權方便」﹙Skilful means﹚、「順權方便」的手段，隨心所欲來干預和參與社會的世俗生活，認為能深入民眾，才能救度眾生、利益眾生。於是佛教的中心便從封閉的僧團，轉向為讓更多信眾能夠參與的態勢。
如《大般涅槃經》﹤金剛身品﹥就提到：「爾時多有破戒比丘，聞作是說，皆生惡心，執持刀杖，逼是法師。是時國王，名曰有德，聞是事已，為護法故，即便往至說法者所，與是破戒諸惡比丘，極共戰鬥，令說法者，得免危害。王時被創，舉身周。爾時覺德尋讚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為無量法器。王於是時得聞法已，心大歡喜，尋即命終，生阿門佛國，而為彼佛作第一弟子。」如此「若有受持五戒具者，不得名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為護正法，乃名大乘。護正法者，應當執持刀劍器杖，侍衛法師。」意在鼓勵維護正法時，進行殺戮惡比丘的聖戰，死後可以往生阿門佛國。對優婆塞應守的不殺戒律，於是有了放寬的解禁條件。
又如《維摩詰經》﹙Vimalakirtinirdesa﹚說：「是時維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曰維摩詰。在先佛已造行修善，本得法忍，已得辯才，神通遊戲，得無所畏，降魔勞怨，深入微妙，出於智慧無極。善權方便博入諸道，令得所願。」《順權方便經》說：「一切大聖，神通已達，已逮總持，辯才無礙，獲無所畏，得不起忍。奉無數佛，殖眾德本，皆志大乘至不退轉，弘無盡哀，救濟十方。」
所以，“大乘佛教”變成適應性比“小乘佛教”甚至所謂外道強了許多，其包容範圍更廣，吸納能力也極強，凡所及地區，無不帶有各民族的特點，並產生相應的教法。可是，各民族、各國度的法門之間缺乏內在的邏輯聯繫，往往就產生相互矛盾，甚至變得偏狹的情形。從“漢傳佛教”二千多年來的傳播，可以看出在中、日、韓、台等國的佛教宗派，已經變得各有特色，在「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中，各地大師們弘傳的法門便有所選擇、有所發揮了。
日本佛教的 “法相宗”以《唯識三十頌》為信眾的聖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日本士兵都隨身攜帶《唯識三十頌》，有位死在中國戰場的日本軍人身上，就發現一本日文譯本。日本的“日蓮宗”則堅定認為誦唸《南無妙法蓮華經》中文經名的唱題修行法，會勝過其他宗派。由於有太多的佛經，太繁雜的教義，中國和西藏的大師們也曾有強調信徒要遵行「一師一法一本尊」的修持方式，這或許也是一種對經典太繁瑣的反制行為。
出土才四十餘年的《房山石經》，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石刻《大藏經》，雕刻著《契丹大藏經》的萬餘塊石板經書，被保存在北京房山區的雲居寺﹙Yun Ju Tmple﹚，已有千餘年的歷史，據說有唐玄宗的八妹奏請欽定新譯的《開元大藏經》和後來的《契丹藏》。其中還保存著六十多種經文尚未收入木刻版的《大藏經》，都是早已散失或未曾有過記錄的譯本，希望有人能夠詳細的研究、比較，或許對現今的中國佛教徒有新的貢獻。
○大乘佛教開始有了佛陀的偶像崇拜以後，才需要佛教建築。
所謂「大乘」或「小乘」二詞的用法，在迦膩色迦王時代就很普遍了。初期大乘僧人在自稱自己為“大乘”時，在歷史上便出現有「大乘非佛說」的論調，無著菩薩的弟弟世親﹙天親﹚菩薩在未信大乘以前就曾說「大乘非佛說」。《婆藪槃豆法師傳》說：「﹙世親﹚法師既遍通十八部義，妙解小乘執小乘，為是不信大乘，謂“摩訶衍”非佛所說。」佛滅後之第二百年中，以「由不親聞佛說大乘故爾」，當時的大眾部弟子也曾提出「大乘非佛說」的論調。
但是，後來「大眾部」僧人又信受大乘「等同佛說」有三個理由：一﹒或由親聞佛說大乘，故信受此經。二﹒能思擇道理，知有此理故信受。三﹒由信其師，故信受師所說也。玄奘大師曾參訪的勝軍居士，曾花了四十年的時間論證〈大乘經也是佛說〉，以“兩俱極成非諸佛所不攝故”，只要合乎佛意，即可證明諸大經典皆是佛說。
但《長阿含經》卷三記說：「若有比丘座如是言：諸賢，我於彼村彼城彼國躬從佛聞躬受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就是當他人說是親從佛聞、從和合僧多聞耆舊處聞、從眾多比丘處聞、從一比丘聞，仍然還須揀擇之，不可盲信。
以上表示佛陀當時已預知未來將有不少經典，因外道投入佛門而被篡改，或者是帝王借用佛教的宏揚，灌輸有利於治國的手段。因此「依法，不依人」的教誨才會一再地提示，經文前雖標榜是「如是我聞」，佛弟子也應該有能力分辨，知道何者是「了義或不了義」的說法。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日本駒澤大學教授松本史朗與唃谷憲昭，分別撰寫《如來藏思想不是佛教》、《本覺思想不是佛教》，“本寂”與“本覺”應有所分別，嚴厲批判具有“一元論”（基體說dhatu vada）的漢化佛教思想是「偽佛教」，就有了「批判佛教」的?#092;動，「大乘非佛說」思想再度被渲染開來。但國內有識之士已為文評述此“如來藏非佛說”之論點﹙若無如來藏，則容易落入生滅意識心之常見。﹚對渠等一己之見有不同的看法，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
很多人不知道原始佛教不僅不崇拜偶像(idol，源自希臘文eidolon，指的是一件可以看得見的東西)，並且反對偶像崇拜。釋迦牟尼佛並未教導弟子向神靈祈?#092;求福，甚至也不向佛陀求助，原始佛教信徒都是依照凡人般的佛陀的教示，能夠精進自助，並且助人解脫煩惱，不像印度教一直是祈?#092;的宗教。佛滅度後初期約五百年間，印度的工匠不敢奢望去表現永遠滅盡﹙Pari-niravana﹚的佛陀的人間肉體像，因為永遠滅盡的佛陀的「法身」﹙dharmadhatujakaya﹚形體，人與天都是看不到的，於是就有不可表現佛陀最後身的禁忌。
但是，佛弟子們有強烈的皈依需求，便把與佛有關的東西都神聖化了，終於產生了“聖物崇拜”。當時的佛傳圖畫只好以平﹙傘﹚蓋下的空座、佛足印跡、頓悟時的菩提樹﹙Bodhi-tree﹚、轉法輪所用的輪寶﹙dharma-chakra，代表初次說法﹚、三寶標誌﹙triratna﹚、離宮時所用的馬、誕生時所用的象、經行處、涅槃後的舍利塔、弘法柱、金剛座等來暗示佛陀的曾經存在，即已滿足於象徵其精神的存在，主要的修持是以深入探討佛法真理為主。
故知在早期僧團的意識裡，是有嚴禁以人形姿態來表現佛陀身像的理念。原始口傳的經典討論的都是「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等修行的義理，還沒有談及要如何造像、建寺的規定，若有，也是佛陀圓寂五百年以後，大乘僧團才開始造作的。
○阿育王的企圖
古天竺「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的阿育王（Asoka?Priyadarsi，又譯阿恕伽或阿輸迦，即無憂王，西元前268-233 年在位，時當周赧王四十七年）早先並不是信仰佛教，曾殺諸兄長，其生性殘暴，侵略諸國，以血腥的殺伐征服一直不肯低頭的謁陵迦王國﹙Kalinga，臨今孟加拉灣﹚，殺人無數，使血流成河。他首創「地獄」來統治人民，但仍無法掩飾因殺伐戰功隨來的孤寂與懊悔。
後來，阿育王受到高僧尼瞿陀﹙Nigrodha﹚的教誨，他「發現」弘揚佛法，把精神上的征服視為最重要的征服，並塑造自己成為佛教的轉輪聖王﹙cakravartin﹚，認為這樣可以彌補殺伐的罪孽，並可受到人民的尊重，於是轉變信仰佛教，進行歷史上最廣大的計畫，其收效也更偉大的弘法?#092;動，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護法者﹙sacadhramathitasa﹚，在後來則成為西域諸胡人皇帝效法的榜樣。（但阿育王及丘就卻後來並未善終，一餓死、一斷頭，可見業報因果不昧。）
阿育王統治全印度的「孔雀王朝」時期，佛教興盛，外道無立足處，就化成了「?#092;住比丘」混入佛教中，部分假藉佛陀之名，而著作有利於流傳與弘揚其“婆羅門教”、“耆那教”、“波斯教”、“希臘教”之原習的教義，便增加了佛經的龐雜性。可是阿育王也樂見如此，因為阿育王有句名言曰：「法之征服，為最上之征服。（The Conquest of Dharma is the best Conquest）。」
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中說，有一個傳說阿育王曾派遣以釋利防﹙Sramana﹚為首的大批僧人歷時三年到達中國，卻被秦始皇﹙西元前221-208年才正式稱帝在位，而阿育王早已在西元前233年去世﹚趕走，故有學者認其為偽說。如同阿育王曾建塔在漢地洛陽山中，釋慧遠﹙本名劉薩阿﹚發願覓阿育王塔，稱至建業禮長干阿育王故舍利塔，又至鄮縣拜阿育王塔，這種純屬虛搆的神話，皆不可考，卻被一些「感性」的佛教徒所深信不疑。
